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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會歷代選士制度，就是人材選拔制度。國家根據一定標準和要求，通過一定的形式和程序，公開地在全國范圍內選拔人材，用以補充政府官員隊伍。選士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它與古代教育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為統治階級培養治術人才，因此，選士制度對古代教育起著重大的指導和制約作用。我國古代選士制度，從西周開始萌端，經歷了漢代的察舉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舉制等幾個發展階段，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而廢止，對古代教育制度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漢代的察舉制

（一）漢代察舉選士制度的形成

中國古代選士制度源遠流長。據典籍記載，西周時已有“鄉舉里選”的做法。《禮記·王制》載：“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開請司馬，曰進士。司馬辯官論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后官之。”這種措施是否實行，尚難以考定，但它對后代選士制度的形成，確實產生了重大影響。春秋戰國時期養士盛行。由于諸侯爭霸的需要，“士”作為掌握一定文化知識或有一技之長的人材，受到社會的極大重視。從齊桓公收容賢士數十人開始，到戰國時期，不僅國君、諸侯養士，私家養士也很盛行，如著名的“四公子”，均有門客數千人。養士之風進一步促進了私學的發展；私學的興盛滿足了社會對人材的要求。

封建社會選士制度的形成是從漢代開始的。漢朝初建，就注意到選求賢士，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下“求賢詔”，要求郡守親自勸勉賢士應詔，并書其行狀、儀容、年紀，以待擢用；郡守如遺賢不舉則免官。文帝即位之次年（前177年）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文帝十五年（前164年）下令要各級官吏舉薦賢良，要求他們針對時政提出建議，并由文帝親自策問以評定高下。皇帝親自出題策問，這是漢代選舉取士的開端。武帝時曾一再詔舉“賢良方正”，“賢良”之舉便成為漢代選士的一種重要制度。但詔舉的時間并沒規定，應“賢良”舉的只限于上層官僚。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冬，接受董仲舒建議，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為漢代舉“孝廉”的開始，并進而制度化。漢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令諸州歲各舉“秀才”一人。州舉“秀才”，郡舉“孝廉”，歷代因之，從而建立起經常性的選士制度，統稱察舉或選舉。這是一個自下而上向國家輸送官員后備軍的有效途徑。

（二）察舉制的主要科目

漢代察舉，名目繁多，有秀才、孝廉、賢良方正、明經、明法、陰陽災異、童子科及其他臨時規定的特殊科目。其中最主要且影響最大的是“賢良方正”和“孝廉”兩科。

“賢良方正”是漢代地位最高的選士科目。選舉無定期，一般是在國家有重大問題需要研究解決時，由皇帝親自下詔，令公卿、丞相、御史、郡守等高級官員，推薦賢良方正，通過對策的形式讓他們就所需解決的問題發表見解，可見舉賢良方正是召有經學才能的特殊人才，使其將經學造詣運用于為現實政治服務之中，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即是典型代表。賢良方正的對象，一旦為皇帝所器重，便可獲得高升。

孝廉為漢代經常性的選士科目。通常每年選舉一次，按各郡人口比例分配名額，大致平均20萬人口的郡，每年選舉一名孝廉。漢和帝時明確規定：“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1]所謂孝廉，其“孝”乃對民而言；“廉”乃對吏而言。舉“孝廉”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選拔干練的官吏，加強中央集權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扶持郡國教化，地方政治，在人民中間實施道德教化。所以，孝廉初設時，選薦標準以德行為主，后來則逐漸側重文化知識。東漢順帝時，規定舉孝廉“諸生通章句，文吏課箋奏，乃得應選”[2]，還規定舉孝廉限40歲以上，這樣，僅有孝行廉節而不通經術文筆以及不滿40歲的人就難以人選了。由于孝廉是經常性科目，取士人數遠遠超過其他各科。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度，就是在東漢試孝廉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

此外，察舉中的秀才、明經等科，也多是以選拔經學之士為主。還有一種“童子科”，以選拔13－16歲“博通經典”的少年才子為目的。這種重視有特殊才能的青少年的推舉和任用，在古代教育史上是有價值的。

（三）察舉選士對教育的影響

漢代的察舉選士尚處于初創階段，但它畢竟體現了尚賢使能的精神，為“學而優則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證。太學本身就是選士的一條途徑，博士弟子學成之后，通過考試即可做官，沒有太學學歷的人也可以通過察舉而步入仕途，這樣就促進了地方官學和私學的發展。漢代各類學校的興盛，正是因為它們都能與選士制度相銜接，從而保證了學生的前途和出路。

漢代的選士盡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權貴操縱，但它畢竟為社會下層人士進入統治集團開辟了切實可行的道路。自公孫弘“白衣為天子三公”開始，政府官員中不乏有出身貧賤之士，這樣就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學習受教的積極性，使漢代經學教育獲得空前昌盛。

選士制度為人才使用規定了明確的方向。成才后的出路便是做官從政，這與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3]的個人發展綱領相合拍，使教育具有為封建政治服務的濃厚色彩。而做官又意味著榮華富貴，功名和利祿、理想和實惠緊密結合在一起，成為驅動人們努力學習的強烈動機。“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寢盛，支業繁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4]追求功名利祿的學習動機、固然可以激勵士人刻苦求學，但由此也出現了道德水平下降、學習不切實務、教學呆板僵化等一系列問題，成為整個封建時代教育難以克服的弊病。

二、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魏晉南北朝時期分裂動亂，戰爭頻繁，士人流散各地，鄉、亭、里地方組織遭受破壞，致使漢朝以來的“鄉舉里選”的察舉制度，事實上難以實行。這時期豪強地主壟斷政權，形成勢力強大的門閥世族集團。這一特權地主集團當然要把持控制做官的權利。世族有門閥高低的不同，怎樣按照門閥的高低來分配政治權利，這就使得“九品中正制”的選士辦法，應運而生了。

（一）九品中正制的形成和實施

九品中正的選舉法是魏晉南北朝選拔官僚的主要制度，始于魏，行至南北朝，到隋朝被科舉制所代替。

三國魏時曹操的用人是“唯才是舉”，這種用人不問門第身份的做法，在政治上遭到門閥世族的抵抗。曹丕在士族支持下稱帝位后，聽從士族大地主的代表、吏部侍郎陳群于黃初元年（220年）提出的建議，行“九品官人法”，承認了世族做官的特權，得到了士族的擁護。“九品中正制”的具體做法是：“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書選用。”[5]州、郡、縣的大小中正，選用“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召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他們的職責是察訪與之同籍的士人，了解其家世源流，整理其德才、表現材料，并據此作出簡短的總評語。“家世”也稱“品”，本人才德謂之“狀”，中正官注明士人“品狀”后，評定其等第。等第分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或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或自六退七矣。”[6]

這種制度的實施在開始一段時間里，或多或少對名士大族有一定的制約性。政府選擇中正一般也比較認真負責，品等人物能以才德為主要依據，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東漢以來州郡名士操縱輿論、左右薦舉和征辟的局面，或多或少掃除了那種浮華朋黨的歪風邪氣。中央對選舉大權的控制得到加強，國家也能經常得到一些有用人才，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是由于魏晉之際，世族勢力日益膨脹，中正官幾乎全部被盤踞朝廷的士族大官所壟斷，而品第士人的標準也逐漸舍棄才德，不論賢愚，專講家世門第了，甚至達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成為鞏固門閥制度的工具了。這是其消極作用所在。

到了南北朝時期，世族勢力日趨下降，寒人勢力日趨上升。在這社會變動中，寒人千方百計擠入世族行列；而代表寒人地主階級利益的最高統治者又通過考試手段，甚至不再設立中正，抬高寒人，壓制世族，使寒人地主參政機會增多。南朝宋齊兩代考試科目有孝廉、秀才，梁陳兩代增設高策科。北齊皇帝經常坐朝考問秀才、孝廉，凡字跡不工者，即罰飲墨水一升。世族則反對考試，即使參加考試，也多“顧人代策”。科舉制萌芽出現，是皇權、寒人地主和世族地主間矛盾發展的反映，預示著“九品中正制”將隨著世族制度的崩潰而失去其支配地位，必然被新的科舉制所代替。

（二）“九品中正制”對教育的影響

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實行以來，取士大權操諸著姓，產生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以及“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的種種情況，因而形成一種奔馳選請的壞風氣，知識分子便沒有學習的積極性。士族的高級階層有了做大官的保證，他們所讀的是虛玄，就是學點經學也是作為清談的資料，他們不肯也不需要認真學習經術。這些導致了學校的廢弛，即使開辦一些學校，也只是一種具文。這種情況的造成，固然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分裂混亂，而“九品中正”的選士制度對教育的消極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這個時期選士的考試經術對于學校還能維持下來，也有一定的關系。這個時期，雖然玄學、佛學和道教先后占有雄厚的勢力，經學被迫退居次要地位，但是統治者在政治上也還是崇尚經術的，因為經術對封建統治能夠起著支持作用。在考選人才時，統治者還沒有用玄學作為考試內容，經學仍然是考試的唯一內容。這就不能不讓經學繼續成為學校的教學內容，成為維護當時學校的一個因素。但是這個時期的經學也非漢代經學之舊，漢代今文經學的師法在永嘉之亂后，已逐漸廢絕，其地位為魏晉經學所代替。南北朝總的趨勢是打破師法博采眾說，而其根底又都是古文經學。這種新的學風支配這個時期的考試和學校教育的內容。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三、隋唐至清末的科舉制

（一）科舉制的產生、實施和演變

公元581年，隋文帝重新統一中國，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廢除“九品中正制”。隋文帝為了集中選士大權，采用考試的辦法，終于以分科舉人取代魏晉以來九品官人的制度。開皇三年（583年）正月，詔舉賢良。開皇十八年（598年）七月設志行修謹、清平干濟兩科。隋煬帝大業三年（以對年）定十科舉人，包括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剛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驍壯等。后人以為大業三年（607年）之十科舉人中的“學業優敏”即明經科；“文才秀美”即進士科，標志著我國歷史上科舉制度的產生。開科考試的特點是錄取標準專憑試卷，專重資才，而不是由地方察舉。聲名德望不再是主要的依據了。兩漢、魏晉南北朝的選士，雖也有考試，但是以察舉為主；而隋以后的科舉則以考試為主。隋以前是察舉，隋以后是考試，這是中國古代選士制度的一大分界線。科舉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門閥士族把持選士的局面，為庶族地主參加政權開辟了道路，擴大了統治階級的統治基礎。科舉制度為以后的歷代王朝所沿用，維持了1300年之久。

唐循隋制，繼續實行科舉取士并形成比較完備的制度。唐代科舉科目很多，可以分作常科和制科兩類。常科即每年定期舉行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科。制科由天子主持，根據需要臨時下令舉行。考生來源有兩種途徑：一是官學“生徒”；一是地方選拔的“鄉貢”。辦法是：每年仲冬，中央和州縣館監，通過考試挑選學業已成的學生報送至尚書省。“鄉貢”則由各人自己懷牒向州縣。試畢，長史以鄉飲酒之禮餞行送至尚書省。無論“生徒”或“鄉貢”，送至尚書省報到后，填寫姓名履歷及具保結，由戶部集閱后送考功員外郎考試，自開元二十四年（736年）起移試于禮部。

科舉考試的內容和形式，除漢代以來的對策、策論仍然保留外，明經科主要是通過“帖經”、“墨義”考查士人對儒家“五經”原文識記的熟練程度；進士科雖然也要“帖經”，但要增試雜文（即作詩賦）。故二科相比，進士科比明經科考試難度大，又因進士科錄取比明經科名額少，因而進士科的地位要高于明經科。所謂“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一旦進士及第，就可以取得無上榮耀，人稱“登龍門”，但唐代科舉中試后還必須參加吏部的考試，進行身、言、書、判的考核，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職。

宋代科舉制度與唐代相比，有了很大發展。宋代建國后，需要補充大批文武官員，主要來源是科舉。宋初對于科舉特別重視，取士名額增加，及第后待遇優厚。唐代科舉最盛時，每年取土不過50人，一般只一二十人。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年）李星知貢舉，初僅取11人，但經太祖復試，增取諸科96人。宋太宗初即位時，復試禮部所上合格人姓名，取進士l90人，諸科270人，十五舉以上184人，共500余人，開創了亙古未有的取士規模。此后，每科取士皆有幾百人。另外對于屢試不中的士人，開有“特奏名”和“賜出身”的特例，把屢試不第者特別開具名單奏上，對于十五舉以上未中者，賜以出身，為后世恩科之始。

宋代對于科舉進士及第的待遇也超過隋唐，凡中進士者立即授官，不須再經吏部考試。所授官職，亦十分尊顯。太平興國二年（677年），及第五百余人，皆賜綠袍靴笏，對于進士及九經，授予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等職。在當時，仕進以進士諸科為最榮貴，朝廷公卿等文官皆從此選。仁宗十三舉中，每次甲第3人共39人，其后不至公卿者僅5人。

宋代科舉科目大體沿唐代之舊，宋初設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等九科，而以進士科為最重。常科之外還有制科、武舉及童科，均設置無常。王安石熙寧變法，曾罷明經而僅存進士一科。徽宗崇寧年間，曾一度完全停止科舉，取士全由學校，但不久即告失敗。

考試內容，宋初仍仿唐制，考試詩賦、帖經、墨義。熙寧變法，王安石取消詩賦等，專用《三經新義》取士，后舊黨秉政，詩賦、經義并行。紹圣元年（1094年）新黨又起，再罷詩賦，專用經義。南宋之初，詩賦、經義又復兼用。以經義代詩賦，是王安石改革科舉的重要措施，目的在于改變強誦博記、空疏無用的學風，但實際上是經義代替了詩賦而學風并未改變。

宋代科舉初為每年一次，仁宗時改為二年一次，神宗時仿照西周三年大比的做法，改為三年一舉行，此后成為定制。科舉考試辦法，較前期更為嚴密，采用糊名譽錄，防止門第勢力的影響，使科舉制度進一步發揮了其為封建統治服務的作用。

元代是蒙古族統治全國的政權的朝代，政治上“尊行漢法”，取士制度仍行科舉，雖中輟40余年，但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復行科舉后，即訂條例，將科舉考試分為蒙古人、回回人和漢人、南人兩榜，前者試題較易，授官較高，體現出民族歧視。元代科舉還開始從“四書”中出題，并規定以朱熹的章句集注為標準，程朱理學由此控制了元明清三代的科舉和學校。

明清時期是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善和制度化的時期。科舉地位和作用到明代更加提高，科舉出身成為做官的唯一正途，常科僅設進士一科，明代中葉起，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待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清時期形成嚴密的科舉考試系統，共計分成三個步驟：第一步為鄉試，由皇帝欽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凡屬本省生員和監生、貢生等經科考、錄科、錄遺考試合格者均可應試。中試者稱為“舉人”。第二步為會試，于鄉試第二年在京城舉行。由禮部主持，各省舉人及國子監監生皆可應試。考中者稱“貢生”。第三步為殿試，亦稱“廷試”，會試中式的“貢生”參加，由皇帝主考。殿試取中的稱“進士”。殿試按三甲定名次，第一甲只三人，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到清代除沿明代三級考試外，增加“童試”，童士在地方經縣試、省試、院試，及格者即取得地方學校生員資格，俗稱“秀才”，同時獲得參加“鄉試”的資格。明代科舉考試在試士方法上有重大變更，最突出的是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開始盛行的“八股取土”。“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所采用的一種專門文體。它的題目一律采用“四書”、“五經”中的原文；內容詮釋必須以程朱理學家注釋為準，不得自由發揮，結構體裁有一套固定格式，并有文字限制。

（二）科舉制的作用和影響

科舉制實行以后，的確滿足了封建君主專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權中央、鞏固封建統治的效果。第一，官吏選用大權由中央朝廷來行使，這就加強了全國政權的統一和集中。第二，選官有了統一的標準。全國凡想做官的人，都要全力去適應這些標準，這就加強了思想統一。第三，向各地方庶族地主、平民打開門路，網羅了一批中下層知識分子，使他們有機會參政，擴大了統治階級基礎。第四，可以吸引全社會知識分子，使他們埋頭讀書，養成極其馴服的性格，不易發生不滿封建統治的不良思想。

科舉制的實行對教育的影響十分深刻。由于選才與育才的標準和要求一致起來，曾激起了人們讀書的積極性，科舉制度促進了學校教育的發展。但由于科舉考試為有權勢者所壟斷，舞弊成風，又由于考試內容和方法的失當，特別是“八股文取土”之法的實行和空疏無用，有真才實學者被拒之門外，學校日益成為科舉的附庸，因而愈來愈受到有識之士的尖銳批評，強烈要求“廢科舉、興學校”，經過幾次改革后，終于在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政府下令“停科舉以廣學校”。

[1] 《通典·選舉》。

[2] 《后漢書·順帝記》。

[3] 《禮記·大學》。

[4] 《漢書·儒林傳贊》。

[5] 《文獻通考·選舉考一·舉士》。

[6] 《文獻通考·選舉考一·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