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是東方文化的軸心，在世界上獨樹一幟，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中國物質文化對世界的影響

    這有中國的器物、科技、制造、作物、創造、發明等。中國科技對世界的影響發生很早。據記載，早在商代，中國人就以高超的制陶和鑄銅技術對西伯利亞的卡拉克蘇文化產生了影響。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溝通中西交通。中國絲綢、漆器和鐵器的外銷，冶鐵和穿井技術的西傳，西域毛皮、馬匹、瓜果、香藥以及音樂、舞蹈、雜技的輸入，構成兩漢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動景觀。中國是產絲之國。中國的絲綢西傳天山南北路，再傳至中亞的大宛(今烏茲別克)、安息(今伊朗)、條支(今伊拉克)、大秦(羅馬帝國)及身毒(印度)，然后輾轉傳到歐洲。著名的“絲綢之路”成為溝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西亞各國和印度都稱中國為“產綺之國”，古希臘人則稱中國為“賽利斯”(Seres)，意思也是“產絲之國”。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興盛時期。唐與中亞各國、與阿拉伯、與南亞各國、與非洲國家，特別是與東亞的日本、高麗等的交流十分密切。中國的陶瓷、煉丹術和近代化學傳人阿拉伯和西歐，極大地密切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與影響。唐代都城長安在8世紀下半葉巴格達興起以前，是亞洲最繁華的國際性大都市。據記載，在長安城一百萬人口中，各國僑民和外國居民約占百分之二左右，如果加上突厥后裔，則有百分之五。日本、高麗、百濟、新羅以及吐蕃、高昌子弟來長安求學者有八千多人，這些留學生成為中國和亞洲各國進行文化交流的骨干。

        宋元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大事件莫過于紙和造紙法、雕版印刷術、羅盤(指南針)、火藥等中國最偉大的“四大發明”的西傳。馬克思曾指出：在歐洲，“火藥、羅盤、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羅盤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卻變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創造精神發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推動力”(《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大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也認為，中國的四大發明對于徹底地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與古代及中世紀劃分開來，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術的影響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

    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的發達程度超過其他任何國家。中國古代農業栽培技術對古代世界農業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據資料，世界上660多種主要栽培作物中，起源于中國的就有136種，占20％以上，居世界第一。尤其是五谷之首的水稻，中國大約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文化中就已出現了稻谷，朝鮮、日本及美洲的水稻均由中國傳人。有關資料表明，中國古代向西方輸出了許多科技發明創造，例如鏈斗水車于1672年傳人歐洲，輪輾磨于1607年傳人，1200年傳人冶金鼓風機，1556年傳人旋轉風扇，1500年傳人活塞風箱，1126年傳人鉆井技術，1300年傳人鑄鐵，1883年傳人敞肩石拱橋，1741年傳人鐵索橋，等等。英國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一書中動情地寫道：“中國文獻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又一個不平凡的發明和發現，考古證據或繪畫實物證實中國的發明與發現比歐洲的或照搬采用的發明或發現一般往往領先很長一段時間。無論是二項式系數排列，還是旋轉運動與直線運動相互轉移的方法，或是第一臺時鐘中的擒縱裝置，或韌性鑄鐵犁鏵，或植物學與土壤學的開創，或皮膚與內臟的關系，或天花痘苗接種的發現——不管你探究哪一項，中國總是一個接一個地居世界第一。”李約瑟著的長達2000萬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向世界生動詳實地展示了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的偉大創造及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與影響。

    二、中國制度文化對世界的影響

    這主要有中國古代的文官制度與科舉制度。中國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獨具特色，首屈一指。西周的世卿世祿制、春秋戰國的軍功爵制、兩漢的察舉征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晶中正制、隋唐明清的科舉制等，代代有創造有調整有發展。文官制度有效地保證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定性與執行政務的可操作性。中國古代論政務，首辯君臣大義；君臣大義既明，則次論用人；征辟除授，選賢任能，則必講求吏治；吏治清明，唯善是舉，則謹防弊政；弊政若除，即可達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的理想境界了。隋唐確立的科舉制度是中國文官制度的基礎。科舉制似乎使封建統治者找到了選拔人才的良方，唐太宗李世民曾高興地說：“天下英雄人吾彀中。”考試取官，平等競爭，無論寒庶，均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相對以前的世卿、察舉制來說要合理得多，因而在中國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中國文官制度特別是科舉制度對西方文官系統的形成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推動作用。曾在元朝擔任官職達17年之久的馬可·波羅，以及在明朝時居住中國達30年之久的利瑪竇，這兩位意大利人都諳熟中國文官制度，在他們的《馬可·波羅行紀》與《中國札記》中都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作了深入介紹，表現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欽慕之情。此外，像葡萄牙傳教士科魯茲著的《中國游記》、胡安·貢薩雷斯·德萬多薩著的《偉大的中國》，也都對中國科舉選士之法推崇備至，詳作介紹。據資料，1570—1870年的300年間，西方國家出版的有關介紹中國文官制度與政治制度的書籍竟多達70種。

中國的文官制度與科舉制給歐洲啟蒙思想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紛紛撰文表示贊揚。伏爾泰認為中國文官專制政府“乃建立于自然的最神圣的法制之上”，他“惟有信服贊嘆，      心向往之”。對中國的科舉制他也贊不絕口，竟然說：“人的頭腦肯定想象不出一種比這更好的政府了。在這個政府里，一切都由一層層的大法庭所決定，而只有經過若干次嚴格考試才能被錄用充當為法庭的成員。因此在這樣的政府里皇帝就不可能為所欲為地行使權力。”(《論民族的精神與風尚》)孟德斯鳩雖然對中國傳統文化持批評態度，但卻對中國的科舉制贊賞有加，認為中國沒有世襲的官吏和貴族，皇帝通過科舉等途徑選拔官吏，凡有真才實學的人，不論出身如何，都有經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吏的機會。考試內容是儒家經典，這有助于儒家思想治國(參見許明龍《孟德斯鳩與中國》)。法國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提倡的教育世俗化也受到中國科舉制的影響，認為中國公開競爭的科舉制堪為典范，歐洲無法與之相比，希望歐洲也有類似的東西。

    探索官員的錄用方法，一直是西方國家治理政務的重要課題，中國科舉取士的制度給了他們極大啟發。1866年10月，北京同文館館長馬丁在美國波士頓給東方學會做過《中國的競爭考試》的報告，向美國人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度。1868年5月，美國羅德島州議員托馬斯·詹科斯在向國會提交的報告書中，專門論述了中國的文官制度，引起了美國參議院、眾議院的廣泛興趣。一位英國學者還從五個方面總結了中國科舉制的優越性：“首先，年輕人總是毀于游手好閑，懶懶散散，而持續不斷的工作可使他們避免誤入歧途。其次，學習使他們睿智明察。第三，能人為官，即使他們無法杜絕某些官員貪婪腐敗而釀成的禍害，至少他們可以注意防止無知無法造成的不良后果。第四，既然官職是授予的，皇帝就可以十分公正地黜退那些無能之輩。最后，無需為審議機構支付費用。”

    中西文化交流既有“西學東漸”的現象，但同時也有“東學西流”的情況。中國的文官制度、科舉制度對西方的議院制、考試制產生過實質性的影響，有力地促進了西方現代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對此，孫中山曾作過這樣的評說：“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　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

    三、中國精神文化對世界的影響

    中國古代學術主流思想的發展主要有先秦儒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乾嘉漢學以及近代的西學東漸所引起的東西文化和學術的交流、碰撞與融合。中國學術文化思想獨具魅力的東方意識與華夏氣象對世界文化也產生過深刻影響。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核心。18世紀前后在歐洲風起云涌的反對宗教神學、呼喚理性精神的社會思潮中，不少啟蒙思想家紛紛從中國文化中尋找思想理論武器。儒家思想所論述的天人合一、以人為本、擺脫神學獨斷、律己修身、剛健有為、倫理有序、和諧人際關系、注重整體利益、以個人對國家與民族貢獻為人生意義的價值觀等，深刻地影響了被譽為“歐洲孔子”的法國伏爾泰和魁奈、德國萊布尼茲和沃爾夫、英國坦布爾等人。伏爾泰認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呼吁歐洲人在中國文化面前一要贊美，二應自慚，三須模仿。他將儒家的哲學思想、政治理論、道德倫理、人性觀念、社會法則等加以綜合研究，建構了一套對西方社會產生過很大影響的新的社會學說。萊布尼茲對中國文化極有興趣并極為尊重，十分驚嘆中國人的學術智慧。他對中國《易圖》符號的二進制解釋、對宋明理學的詮釋以及對中國漢字優點的高度贊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英國啟蒙思想家常常引用“中國人的議論”來批駁《圣經》。休謨曾說：“孔子的門徒，是天地間最純正的自然神論的學徒。”因而中國哲學可以作為英國自然神論者的思想資源。

    除了儒家思想以外，中國傳統學術文化思想中的其他學說也對歐洲產生過影響。如墨子的“非攻”、“兼愛”等思想，老莊“柔弱勝剛強”的學說深受德國社會哲學戲劇家萊布尼茨的特別關注。中國哲學不僅為他與德國表現主義戲劇家的哲學論爭提供了有力武器，而且推進了他的哲學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使他從一個歐洲學者轉變為一個世界性的文化巨人。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孔孟對他的影響是“大的”，而老莊的影響則是“巨大的”。他所奉行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思想明顯體現出老莊“無為”思想的影響。

中國文化對日本、朝鮮、越南以及東南亞等的影響更為明顯。朝鮮歷史上的新羅時期，定儒家經典為“國學”，強調以“德”治國，把忠孝信義等思想發展為具有朝鮮文化特色的“新羅精神”。日本早在信史開端就大量引進中國文化，7世紀的“大化革新”實為全盤唐化，自動接受中國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的影響。舉凡中國的政治體制、行政建制、賦稅管制、宗教信仰、文學藝術、文字書法乃至衣冠飲食、建筑工藝、茶道民俗等等都被全方位、多層次地吸取，并追隨中國社會文化的演變而演變。日本遣唐使的隊伍延續260余年之久，他們不僅與中國人民結下深厚情誼，回國后更是不遺余力地倡導中國文化，使儒家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綱常名教等思想深植日本社會文化之中。以后明代王陽明的學說還推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越南在教育上同樣奉行開科取士，以儒家經典四書五經作為主要教材，儒家的“德治”思想與綱常名教對越南的政治制度、倫理道德有過深廣影響。

    從詩經、楚辭、漢賦、樂府、魏晉志怪、唐詩、宋詞、元曲、雜劇、明清小說，直至近現代文學珍品，中國文學已有兩千多年行諸文字的燦爛歷史，它們以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蘊與魅力無比的東方神韻，極大地豐富著世界文學的寶庫。《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紅樓夢》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齋志異》、《金瓶梅》等被譯成多國文字，深深地影響著世界文壇。德國文豪歌德在比較中西文學后曾感慨地說：“當中國人已擁有小說的時候，我們的祖先還正在樹林里生活呢!”

    20世紀60年代中期，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迅速崛起，引起世界矚目。這些國家和地區均屬“儒學文化圈”范圍，歷史上在思想文化、價值觀念、政治倫理、社會風俗、生活方式等方面，無不深受中國本土儒家文化的影響，臺灣、香港更是中國的領土。這就引發了有關儒家思想的活力及其與現代化關系問題的研究討論。海外學者紛紛提出有關儒家傳統與工業東亞之關系的各種觀點與假說。一些研究者把東亞經濟奇跡的出現及其特征諸如集體主義傾向，對于家庭和社會穩定的重視，勤勞、紀律、節儉的規范，注重社會福利與保障等等，歸結于儒家文明的轉型與儒家傳統的影響，也即中國文化的影響。西方社會是以反基督教的姿態走向近代化的，西方近現代文明的核心觀念是個人本位、自我中心和外在征服型的主體性觀念。張岱年認為，這既是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科學文化在一段歷史時期高度發達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動力，又是20世紀70年代后逐漸暴露的諸如生態危機、環境危機、資源危機等全球問題、人類困境的思想根源和文化根源。與西方文化形態不同，中國傳統文化形態比較偏重于內在超越性的道德自律主體性，在人對自然關系上的外在主體性略嫌不足；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主體性”，超越了個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單主體性”。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等觀念說的都是互主體性觀念。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共同認可的“天下太平”、“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強調的也正是這種超越自我中心論的互主體性。

    張岱年指出，從世界思想、世界文化發展的宏觀視角來看，中國文化思想主流中貫穿的這種超越個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互主體性觀念，代表了一種迥然不同于西方近現代思想的新型的主體性觀念和價值觀念。未來世界文化的發展，應是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對話、綜合創新，從而創造出多元化與一體化并存、世界性與民族性共榮、超越西方近現代主體性觀念并確立新型主體性觀念的世界新型文明。因此，21世紀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必將給世界新型文明帶來福音，而決不是對人類文明的威脅。美國學者亨廷頓等人提出的所謂“文明沖突論”、“中國威脅論”不是出于無知，就是出刁：偏見。世紀之交，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中國熱”、“東方熱”以及具體到“漢學熱”、“敦煌熱”、“藏學熱”等，正是中國文化強勁生命力的生動體現，也是中國文化影響世界文化的時代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