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和民族危機日漸加深，早期改良主義思想逐漸演變為資產階級維新思潮，進而形成政治運動——維新運動。甲午戰爭之后，維新運動漸入高潮，并在1898年6月中旬開始的“百日維新”中達到頂點。維新變法時期的教育改革分為兩部分。一是維新派在變法運動中創辦新式學堂，宣傳維新主張，培養變法人才；二是“百日維新”時期對傳統教育的系統改革，建立具有近代性質教育制度。

一、變法運動中創辦的新式學堂

資產階級維新派辦的重要學堂有萬木草堂、時務學堂、通藝學堂、測陽算學館、時敏學堂、務本女學、經正女學等，影響最大的是萬木草堂和時務學堂。

萬木草堂：于1891年到1895年，康有為在貴陽長興里設立，并自任總教授總監督。學生開始只有二十多人，后來達一百多人。課程中、西兼學，又分內課、外課。內課學科有：（1）義理之學，包括孔學、佛學、周秦諸子學、宋明學、泰西哲學等。（2）考據之學，包括中國經史學、萬國史學、地理學、數學、格致學。（3）經世之學，包括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政治經濟學、群學。（4）文字之學，包括中國辭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外課學科分校中、校外兩種，校中有演說（每月朔望課之），劄記（每日課之）；校外有體操（每間一日課之），游歷（每年假時課之）。除上述課程外，還有音樂和體育。

時務學堂：1897年10月，由熊希齡、陳寶箴、黃遵憲、梁啟超、譚嗣同在湖南長沙創辦。梁啟超被聘為中文總教習，譚嗣同、唐才常等任分教習。時務學堂辦學目的，是要使學生有變法思想，有廣博的知識。梁啟超就任總教習以后，親自制定了一個《湖南時務學堂學約》，規定學綱十條：立志、養志、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其中前八條是學堂每日功課，后兩條是知識的運用。經世，是把學習的知識用于分析時政，比如由教習選擇各報所記載的一二件事，叫學生發表己見。傳教，是把學到的主張傳播出去，“共矢宏愿”。功課分普通學和專門學。普通學的學科有諸子學、經學、公理學和中外史治及格算話學之粗淺者。專門學分三部：公法學、掌故學、格算學。學生人學后一至六月皆學普通學，從第七月開始，在繼續學習普通學的同時增加專門學，學者各認一門學習。

萬木草堂、時務學堂等資產階級維新派辦的學校，反映了資產階級對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內容和方法上都有別于封建主義的舊教育。從這些學校里，培養出一批變法人才，如梁啟超就是萬木草堂的高才生，蔡愕、范源濂(中華民國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長、部長)則出身于時務學堂。

這期間，部分主張效法西方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的開明官紳和實業家，也參與創辦新式學堂。其中著名者以盛宣懷1895年和1897年分別在天津、上海創辦的中西學堂和南洋公學為代表。天津中西學堂分頭等、二等學堂兩部分，各修業4年；二等學堂為預備科，教授英語、外國史、數學、地理、格物以及“四書”、“五經”等普通課程；學生畢業后升入頭等學堂專習西學，分法律、土木工程、采礦冶金、機械工程四門受業。該校1903年改名北洋大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初設四院：師范院、外院（師范附小）、中院、上院，后增設特班、政治班等，體系完整，是為中國采用近代學制的雛形。該校1921年與他校合組為交通大學。

二、“百日維新”中的教育改革

1898年6月11日宣布變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維新”中，資產階級維新派積極推行新政，通過光緒皇帝，頒布了大批維新變法詔令。有關文化教育上的改革如下：

（－）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

6月23日，光緒帝諭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這就是說，凡是國家的會試、省級的鄉試及府縣的生童歲科，亦即進士、舉人、秀才的考試，原來的八股文一律改為策論。鄉會試仍定為三場。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五道；第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第三場試“四書”義兩篇、“五經”義一篇。考童生（秀才）也參照這個辦法，先試古經一場，專以史論時務策命題，正場試以“四書”、“五經”義各一篇。規定以后一切考試，取士要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士子為學，不可復蹈空言，更不以楷法好壞為標準。在規定的考試之外，還開設考試經世致用的學問——經濟特科（法律、財政、外交、物理等），以選拔新政人才。

（二）設立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的創辦，首倡于1896年6月李端芬的《請推廣學校折》。他主張仿照歐美學制設立三級學堂，其中京師大學堂“選舉貢監年三十以下者入學……以三年為期”[1]，授予中學和西學；此議因守舊派以經費困難為由主張“緩辦”而被擱置。1898年初康有為、王鵬運又先后重申此議，但直至“百日維新”中在光緒的嚴令下，總理衙門才委托梁啟超代擬出《京師大學堂章程》。此章程共分八章五十四節，其中辦學方針兩條：“一日中西并重，觀其會通，無得偏廢；二日以西文為學堂之一門，不以西文為學堂之全體，以西文為西學發凡，不以西文為西學究竟。”[2]課程分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普通學為學生所必修，專門學每人各占一門。普通學有經學、理學、中外掌故學、諸子學、初級算學、初級格致學、初級政治學、初級地理學、文學、體操十種，并須于英、法、俄、德、日五種外國語中選習一種，與普通學同時學習。專門學分為高等算學、高等格致學、高等地理學、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生學十種。學生學完普通學后，要選習專門學一門或兩門。辦學宗旨為：“欲培非常之才，以備他日特達之用。”[3]光緒批準了此章程，并派孫家鼐為管學大臣，負責籌辦和管理大學堂事務并節制各省學堂。以后，又任用原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為總教習，專管西學。1898年11月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但此時僅設仕學院，學生不足百人，全是五至八品的官員和舉人，分《詩》、《書》、《易》、《禮》四堂（專門學）授業，十門基礎課（普通學）中“中學”竟占了三分之二。八股取士恢復后，每逢科舉，學生紛紛告假赴考，把大學堂當作準備舉業的場所。1900年受到八國聯軍戰火的嚴重破壞而停辦，至1902年才始得恢復。民國初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開我國近代新型綜合性大學的先河。

（三）籌辦高等、中等、初等各級學堂和各種專門學堂

各地舊有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和西學的學堂，省會的書院改為高等學堂，府城的書院改為中等學堂，州、縣的書院改為小學堂。地方捐辦的義學、社學亦令中西兼學。此外，獎勵紳民興學（民間祠廟不在祠典者，也改為學堂），還籌備設立鐵路、礦務、農務、茶務、蠶桑、醫學等專門學堂。

（四）派人出國游學

由各省督撫就學堂中挑選聰穎學生有志深造者，派赴日本等國游學。

（五）建立譯書局和編譯學堂，編譯外國教科書及其他書籍

規定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為官報，鼓勵自由設立報館、著書、發明創造等。

維新變法時期的教育改革，具有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不僅嚴重沖擊了傳統封建教育體系，而且預示著近代學制的產生，但在很多方面還保留著封建教育制度的特征。

[1]朱有獻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科》第一輯，下冊，485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2]朱有獻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科》第一輯，下冊，656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3]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科》第一冊，137頁，北京：中華書局，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