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派：道光、咸豐之際，詩體也發生了變化，其方向是“宗宋”或“學宋”。所謂“宋”與“宋詩”，概指以蘇軾、黃庭堅為主的宋人詩風，上溯開啟宋代詩風的杜甫及韓愈。“學宋”大體上是提倡以學問補充性情之不足，以文法入詩，同時以宋詩的開拓精神去擴大表現范圍。這一詩派發展分三個時期；道光、咸豐之際為第一期，程恩澤等首倡，何紹基等為重要人物；咸豐、同治之際為第二期，曾國藩為其首領；光緒、宣統至民初為第三期，“同光體”為其代表。民國以膈，論者稱這一詩派為“宋詩派”，或“宋詩運動”。
 
　　蘇州派：是明末清初之際活動在蘇州一帶的重要戲劇流派。它以李玉為代表，包括朱素臣、朱朝佐、畢巍、葉時章、陳二白等。他們彼此交往密切、經常合作寫劇，以至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傾向和藝術風格。他們都來自社會的中下層，大多畢生從事戲劇創作，多寫關注現實的政治劇和時事劇，他們既精通音律，又熟悉演藝優人，其劇作適合搬上舞臺演出，具有較強的市民色彩。
 
　　宋末元初四大家：張炎、王沂孫、周密和蔣捷，都是由南宋入元代的詞人。張炎、王沂孫、周密均為南宋中后期清雅詞派的作家，蔣捷詞雖較少束縛，有自然之趣，且時有豪放，風格多樣，但在煉字、求聲律及追求雋婉方面，仍不脫姜夔、吳文英的影響。由于他們詞風有相近之處，又都是宋末元初詞壇上的佼佼者，故清人稱他們為“宋末元初四大家”。
 
　　“三言”：是馮夢龍編篡整理的三部擬話本小說集的總稱，它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每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為主要表現對象，具有雅俗共賞性質的新型通俗小說形態，是明代擬話本小說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山谷詩體：黃庭堅自號山谷道人，他寫詩提倡以學問為詩，為主學習杜詩、韓文的“無一字無來處”，提倡以故為新，變俗為雅，有“點鐵成金”和“奪胎換骨”之說，工于煉字和用典，造語好奇尚硬，力求出人意表。創制拗句和拗律，講究語意老重和規模宏遠，筆勢奇縱，風格生新瘦硬。楊萬里在《誠齋詩話》中稱黃庭堅詩為“山谷詩體”，嚴羽《滄浪詩話》將其列為“山谷體”。
 
　　詩界革命：戊戌維新失敗之后，梁啟超亡命海外，以“新民”即啟發從覺悟為宗旨，提倡和發動文學界的全面革命，而最先提出的是“詩界革命”。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記》中，梁啟超首次標示詩界革命，批評了千年的古典詩歌傳統，第一個尖銳指出傳統詩的終結性命運。在對黃遵憲等人的新學之詩的教訓作了檢討之后，提出詩界革命應以“新意境”、“新語句”、“古風格”三者具備為衡量標準。1902年，在其《飲冰室詩話》中，將詩界革命的標準修訂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或“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成為詩界革命的綱領。詩界革命除黃遵憲這位代表作家之外，梁啟超是發難者，康有為為巨擘，其余則有丘逢甲等。“詩界革命”對此后的舊體詩創作有深遠影響，并在觀念上為“五四”的新詩運動作了準備。
 
　　詩文革新運動：北宋中葉，歐陽修登上文壇，學作古文，倡導古文運動，并很快成為文壇領袖。他不遺余力地褒獎提攜王安石、曾鞏和三蘇，在明確理論指導下積極從事古文創作，形成了浩大的聲勢，確立了古文在散文領域的正宗地位；古文領域的革新也影響到詩歌創作，作詩也講“氣格”，出現了“以文為詩”的現象，開創了一代詩風。人們把這場有推動宋代文學發展、使宋文、宋詩都能夠自具面目而獨樹一幟的文學變革稱為詩文革新運動。
 
　　散曲：是配合當時北方流行的音樂曲調撰寫的合樂歌詞，是一種起源于民間新聲的音樂文學，是當時一種雅俗共賞的新體詩。在元代，散曲一般稱為樂府或詞，有小令和套數兩種基本形式。
 
　　清雅詞派：指南宋中后期詞壇崛起的一個詞派。此詞派的開山大師是姜夔。他在題材內容方面主要承襲周邦彥詞寫戀情和詠物的傳統，在詞的格調、意境方面有新的開拓，格調高雅，詞境疏朗開闊，以其“清空”、“騷雅”的風格特色，成為南宋雅詞的典范。此后，自吳文英、史達祖至王沂孫、張炎、周密等均沿此路作詞。在遣辭和音律上益求清麗工整，重詠物，多用典，追求人工之巧，使詞由共賞變為純粹的文人吟唱。他們的作詞途徑和特色雖各有不同，但追清趨雅卻是共同的。
 
　　譴責小說：他的概念不見于“小說界革命”中，而是魯迅1920年治小說史時的新創。魯迅認為：嘉慶之后，內亂外患不斷，有識之士呼吁維新與愛國。戊戌變法失敗后，又有庚子賠款和義和團之變，人們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其他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代表作有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