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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末期，開始出現了一批集中論述教育問題的教育理論著作，這些論著對中國封建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實際上形成了中國古代教育理論發展的一個高峰。就教育理論闡述的集中性而言，首推《禮記》中的《大學》和《學記》兩篇。

一、《大學》中的教育思想

《大學》是儒家學者論述“大學之道”的一篇論文，它著重闡述了大學教育的目的、任務和步驟，提出了一個完整而概括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綱領和程序。

《大學》提出的教育目標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亦稱為“三綱領”。大學教育的首要目標是“明明德”，使人們先天的善性得到恢復和發揚，以達到修己的目的，這顯然是孟子性善論的觀點。修己是為了治人，故大學教育的第二個目標是“親民”，即推行德治與仁政。《大學》所要求的最高目標是“至善”，亦即：“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這是對先秦儒家倫理思想最明確的概述。中國兩千年的封建教育基本上就是貫徹這一綱領的。

為實現大學教育的三個目標，《大學》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個步驟、或稱“八條目”。《大學》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實際上前五條在于“明明德”，側重于修身的目的；而后三條在于“親民”和“止于至善”。八條目前后相續，逐個遞進而又相互聯系，體現了階段與過程的統一。

格物、致知被視為“為學入手”或“大學始教”。實際上就是學習、領會儒家德藝方面的知識，并加以綜合、融會貫通。誠意、正心、修身則是一種綜合修養過程，著眼于個人道德的完善及協調與他人的關系。齊家是從修身自然引出的，因為“修身，則家可教矣。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1]。可見，齊家是一個施教過程，即通過個人的修身來完善家族內部的關系。而且，齊家也是“成教于國”的基礎，《大學》說，“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認為“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如果家家都做到了孝、悌、慈，也就達到了治國平天下的目標了，因此，治國不過是齊家的擴大和深化。而平天下又不過是治國的擴大，其基本精神是一貫的。

就這樣，在《大學》教育思想中，個人的學習、教人、政治等幾個過程非常自然地聯系、轉換和發展著，使得八條目實際上成為一個過程和整體。

《大學》的基本思想是教育要服從于封建道德和政治，因此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推崇，宋以后，被收人《四書》，成為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書。

二、《學記》中的教育思想

《學記》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篇教育論著，對先秦時期的教育和教學，第一次從理論上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總結。《學記》論述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教育作用與目的

《學記》本著儒家的德治精神，認為教育的作用在于服務政治，提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以及“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的思想。統治者要想感化人民，使百姓遵守社會秩序，必須通過教育；而要建設國家、統治人民，也必須把教育放在優先地位。

從教育作用也可看出，《學記》所主張的教育目的有兩個：一是培養具有“建國君民”能力的統治者；二是要“化民成俗”，把人民教化成“安分守己”的順民。可見，《學記》將教育與政治、社會高度結合起來，把教育當成政治的重要手段，這種觀點也是歷代封建學者看待教育的基本出發點。

（二）教育制度與學校管理

《學記》以托古的方式提出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學制系統：“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這種按行政建制設學的思想，對后世興辦學校影響很大。

   管理方面，《學記》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教學進程和考查標準。“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這個教學進程設想，一方面明確了教育的總目標，又確定了每個階段的具體標準和要求，而且逐步深化提高；另一方面、每個階段要達到的標準中都規定了學業知識和思想品德兩方面的要求，體現了德智并重、循序漸進的特點。

（三）教育教學原則

《學記》在綜合各家學派長期教育、教學成功與失敗的教訓的基礎上，總結了一套教育、教學原則和方法，這是《學記》的精華所在。

第一，教學相長。教與學是教學過程的兩個方面，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學記》云：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這段話意思是指教師自我提高的規律，它說明了教師本身的學習及教學是兩種不同形式的學習，它們相互推動，使教師不斷進步。“教學相長”深刻揭示了教與學之間的辯證關系，兩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學”因“教”而日進，“教”因“學”而益深。這是《學記》對教育理論的一大貢獻。

第二，尊師重道。《學記》明確提出了“師嚴而道尊”的思想。一方面，《學記》高度評價了教師的作用，認為“能為師，然后能為長；能為長，然后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又說：“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就是教師對于君主也要免行為臣之禮，即“當其為師，則弗臣也”，以示尊師之禮。另一方面，《學記》又對教師提出嚴格的要求，要求他們既要有淵博的知識和崇高的道德修養，又要熟練掌握教育、教學理論和技能技巧，反復強調“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為師”，“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后可以為人師也”等教師應具備的條件。

第三，藏息相輔。《學記》認為正課學習與課外練習必須兼顧，相互補充，《學記》云：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課外練習是正課學習的繼續和補充，可以深化課內學習的內容，只可使學習有張有弛，讓學生既感受到學習的樂趣，又感受到教師、同學的可親可愛。這一也是十分可貴的。

第四，豫時孫摩。這是《學記》總結了長期教育、教學中的經驗教訓，概括出的重要規律，包含四條原則。“豫”是預防性原則，“禁于未發之謂豫”，要求事先估計到可能會產生的不良傾向，采取預防措施；“時”是指及時施教原則，“當其可之謂時”，掌握學習的最佳時機，適時而學，適時施教，否則，“時過而后學，則勤苦而難成”；“孫”是指循序漸進原則，“不陵節而施之謂孫”，教學要遵循一定的順序進行，如果“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其效果將適得其反；“摩”指學習觀摩原則，“相觀而善之謂摩”，學習中要相互觀摩，取長補短，否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但在觀摩學習中要防上“燕朋”、“燕辟”，即不要結交不正派的朋友，朋友間也不要迷戀于不正當的行為。

第五，啟發誘導。《學記》云：“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就是說，教學要注重啟發誘導，但又不牽著學生鼻子走；要督促勉勵，又不勉強壓抑；要打開學生思路，但又不提供現成答案，只有這樣，才能調動學生學習和思考的積極性、主動性，使學生的思維能力得到鍛煉和發展。

第六，長善救失。《學記》認為：“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指出了學生學習中存在的四種缺點，即貪多務得、片面狹窄、自滿自足、畏難不前。這些缺點在每個人身上表現不同，產生的原因也各異，教師要學會具體分析，全面掌握，如果教法得當，缺點可以轉化為優點，多則知識淵博，寡則精深專一，易則充滿信心，止則認真對待。這就要求教師懂得掌握教育的辯證法，堅持正面教育，善于因勢利導，利用積極因素，克服消極因素，將缺點轉化為優點。

此外，《學記》還提出了不少教學方法，如問答法、講解法、練習法、類比法等，也頗具理論價值。

總之，《學記》的教育思想相當豐富，論述相當深刻，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教學原則和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學記》為中國古代教育理論的發展樹立了典范，它的出現意味著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專門化的形成，是中國“教育學的雛形”[2]。

 
[1]朱熹：《四書集注》。

[2]毛禮銳：《中國教育史簡編》，247頁，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