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之際，是社會制度的大變革時期。在經濟上，奴隸制國有經濟逐漸為地主階級私有制所代替，封建生產關系正在形成；在政治上，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新勢力取代了代表沒落的奴隸主貴族利益的舊勢力，并逐步奪取了政權，確立了封建的社會制度。這種經濟、政治的大變革反映在教育上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為舊經濟、舊政治服務的“學在官府” 的教育正走向衰落，而適應新經濟、新政治需要的新教育組織形式——私學開始興起。

    一、官學的衰落

奴隸主階級官學的崩潰，不是突然的變化，而是隨著經濟、政治的沒落而逐漸衰落的。所謂“亂世則學校不修”，是歷代王朝的官學衰敗的一般規律。西周興盛時的官學，主要是天于的辟雍，諸侯的泮宮，國人的鄉校等。

到春秋時期，奴隸制社會逐步解體。隨著周天子“共主”權力的喪失，統治地位形同虛設，一些“公室”也失去了生存的條件，西周奴隸制的“國學”也無法繼續維持下去，天子所設官學幾乎消失殆盡，原先國學的教師亦紛紛流落他鄉。《論語·微子》載：“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磐襄入于海。”意即樂宮之長摯去了齊國，二級樂師干去了楚國，三級樂師練去了蔡國，四級樂師缺去了秦國，打鼓的方叔移居于黃河之濱，搖小鼓的武移居到了漢水附近，而少師陽和擊磬的襄也都移居海邊，原先在西周國學中司禮樂的官員，四分五散，紛紛流落民間，自然是因為官學已經解體。

諸侯所設國學（即泮宮）及地方官學（即鄉學）在春秋時亦很少見。黃紹箕在《中國教育史》中說：“周定東遷，庠序廢墜。春秋二百四十年，諸侯學校之制見于經傳者，亦只魯僖公曾修泮宮、鄭子產之不毀鄉校二事。”魯僖公“修泮宮”見于《毛詩·泮宮序》，受到了詩人的歌頌，而子產“不毀鄉校”見于（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受到了孔子的贊揚，這證明在春秋末期已是個別事例。造成官學衰落的直接原因大致有以下三個：

    （一）世襲制度造成貴族不重教育

    貴族在世卿世祿制度下保持享有富貴的特權，貴族子弟命定為統治者，是否學習文化知識與其權位并無直接關系。他們養尊處優，只圖享受而不重教育，缺乏上進精神、學習動力。周大夫原伯魯不悅學，還公然發了一通“可以無學，無學不害”[1]的議論。閔子馬對此評論說：這是貴族們普遍的恩想，而后流傳影響及大夫。在位的大夫都認為“無學不害”，即不學習也沒有害處，故人人都心懷茍且，必然造成“下陵上替”的混亂秩序。學習會使人德行才智日長日進，不學習就會使人德行才智日趨墮落，走向滅亡。春秋時代的貴族因存在著原伯魯為典型的思想而趨于沒落。官學以貴族為教育對象，貴族不想學習，官學衰落也是必然的。

    （二）貴族統治力量衰落

    周平王東遷，預示著重大的歷史轉折，孔子稱春秋是“天下無道”的時期，開始是周天子不能維持其共主地位，后來是諸候國也不能維持“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的局面，而出現陪臣執國命的現象。王權衰落，禮制破壞，一切都不能按舊制度辦理，天子的辟雍，諸侯泮伴宮，地方的鄉校，久而不聞弦誦之聲，名存實亡。黃紹箕說：“周室東遷，王綱解紐，學校庠序廢墜無聞。”確實反映了春秋時期的史實。

    （三）動亂階段，戰爭頻繁

       春秋時期諸侯國之間展開爭霸戰爭，諸侯國內部爭奪統治權的內戰，連年不斷。因此貴族所特別關心的是維護統治地位，并盡可能擴大統治范圍，根本無暇顧及教育。《詩經·鄭風·子衿》就是諷刺當時官學廢弛的情形的[2]。詩中描寫了官學學生無心讀書，整日在外游蕩的景象，反映出學校已不能正常進行教學活動。鄭玄在注中指出：“國亂,人廢學業。”貴族原來壟斷和控制文化教育，現在其壟斷和控制則大為削弱。不論國學或鄉學都難以維持，日趨衰廢，文化職官面對現實各找自己的出路，官守的學術再也守不住了。

二、私學的興起

私學的興起，發端于春秋中后期，有多方面的社會原因，而學術下移與士階層的崛起是其最為直接的因素。

春秋私學何時興辦，何人首創，不可確考。學術界曾就孔子是否私學首創者展開過激烈的爭論，迄今仍未有定論。[3]我們認為，私學的首創者是包括孔子在內的孔子時代的一批教育家，而孔子則是最早創辦私學的群體中的杰出代表。《史記·孔子世家》說及孔子弟子之數，“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三千之數，或不可信，但孔子弟子為數眾多，當是事實。且在孔子私學中有較固定的教材，設有學生居住的“弟子內”，規模相當可觀。孔子創辦私學，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學術平民化、知識普及化的開端。

私學始于春秋而盛于戰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面，大大促進了私學的繁榮，可以說，有多少家學派，就有多少家私學，但對教育發展影響最大的則是儒、墨、道、法四家私學。

儒家私學到了戰國時期開始走向分化。據《韓非子·顯學》載：戰國時的儒家可分為八派，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以孟子為代表的“孟氏之儒”和以荀子為代表的“孫氏之儒”，他們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學說，而又各有特點。

孟子一生推崇孔子，他以儒家正統自居，自稱“得圣人之傳”。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從事教育事業，中年以后二十余年間曾帶領弟子游歷各國，有時“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往來于諸侯之間，其聲勢大大超過了孔子當年周游列國之時，且處處受到禮遇，在齊國還曾被列為卿，“受上大夫之祿”，晚年回故鄉專事教學與著述。他的弟子很多，著名者如萬章、公孫丑、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等。

        荀子的講學活動主要是在稷下學宮，他在這兒長期執教，成為資望最高的“老師”，而且受到齊王的尊寵。齊襄公時，三次任學官“祭酒”，影響很大，但荀子在稷下學宮也批判地吸收了各派的學說，特別是齊國法家理論，因而他的學生之中，儒法分流，李斯、韓非都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法家，韓非還成了法家的集大成者，而浮邱伯、張蒼均是當世名儒。

        墨家私學創始人是墨子。墨子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他成為儒家的叛逆之后，創立了墨家學派，成了繼孔子之后的又一個私學大師。墨家私學聲勢很大，頗有與儒家抗衡之勢。《呂氏春秋·當染》云：“孔墨之后學，顯榮于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呂氏春秋·有度》云：“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天下。”儒、墨兩家在戰國時并稱為“顯學”。

       道家思想始創于春秋末的老子，其興盛則在戰國之時。戰國道家私學分為兩派，一是稷下黃老學派，以宋機、尹文、接子、環淵、鎮到為代表。這一派不墨守老子的理論，而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兼采各家之長，有選擇地吸收法、儒、墨、陰陽、名家的一些思想因素，從而在道家中能獨樹一幟，成為在道家中具有革新精神的新流派；另一派則以莊子為代表，承襲了老子“道”的哲學思想，并將其演變為一種出世主義的思想。莊子崇尚自然，追求個人精神的解脫，在教育上主張培養“真人”、“至人”，即一種無己、無功、無名、無情的完全自由的人物。他的思想代表了一種自由主義的思潮，對后世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法家私學在戰國影響巨大，其人物在仕途上也最為顯赫，其活動集中于“三晉”（韓、趙、魏），其學術淵源與儒家的講學關系十分密切。子夏在魏國西河講學。弟子達三百余人，法家代表李悝、吳起就是子夏的學生，而商鞅又是李悝的學生，戰國末法家的杰出代表李斯、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又都是荀子的學生。

        法家雖出自儒，但反儒又最堅決、徹底，稱儒為“五蠹”之首；法家代表人物都是知識分子，但又主張愚民。不許以知識開發民智；法家在私學中成長，卻又提出“壹教”的思想，欲剝奪私學的生存權利。待秦統一后，法家終于鏟除了私學，結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私學的興起，適應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需要。地主階級迫切需要掌握文化的人才、新的思想理論來為他們的利益服務，他們成了促進新的文化教育機構——私學發展的社會力量。

        私學的興起是歷史的必然，是教育制度上一次歷史性的大變革，西周官學與諸子私學，存在著顯著的差別，從比較中更能顯出私學的特征。

其一，社會基礎不同。西周官學是建立在土地國有的經濟基礎和奴隸主貴族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基礎之上的，而私學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個體經濟和新興地主階級為首的包括農、工、商等自由民在內的階級聯盟基礎之上的，只要封建個體經濟存在，私學就有強大的、長期的生命力。

    其二，管理制度不同。官學是由國家政權機關主辦的，以“學在官府”為其主要特征，在管理上是“官師一體”、“政教合一”，教育是政治組織的一部分，教師由政府官員兼任；而私學是由私家根據社會需要或個人需要設立的，以“學在四夷”為其主要特征，私學是政教分設，教育從政治機構中分離出來，有獨立的組織機構，官師分離，以具有知識技能的賢士為師，不由職官兼任，教師逐步成為社會中一種獨立的職業，邁出了教育獨立化的第一步。

其三，施教對象不同。官學的人學受到貴族身份的限制，少數的貴族子弟壟斷了受教育的權利；私學的入學則以自由受教為原則。擴大了教育對象的范圍，學校向平民開放，使文化知識得以下移到民間。

其四，教育內容與方式的不同。在教育內容上，西周官學局限于傳統的“六藝”、灌輸的是奴隸制政治觀念和道德思想，偏重于歷史文化，私學則有思想自由，各家各派不必有統一的思想，教育內容突破了傳統的“六藝”教育，傳授各學派的政治觀點、道德思想，以及新的知識、技能。在方式上，西周官學有固定的教育場所和相應的基本設備，制度上比較規范化。私學則不一定有固定的教育場所，它以教師為中心，流動性較強，設備也較簡單，具有較大的靈活性。

    總之，私學代替官學，是中國教育史上一次重大變革。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依靠自由辦學、自由就學、自由講學、自由競爭來發展教育事業，不僅符合歷史潮流，也開辟了中國教育史的新紀元。

[1] 《左傳》，昭公十八年。

[2]詩云：“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縱不我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不我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3]注：王越、趙紀彬等人認為先秦私學不始自孔子，因為略早于孔子的鄧析，與孔子同時的少正卯等俱辦過私學；而于盛庭則認為鄧析、少正卯辦私學之事不可信，堅持孔子是創辦私學的第一人。以上觀點俱見中央教科所教育史研究室所編《孔子教育思想論文選（1949—1980）》，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