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當代文學的性質、任務、分期。

　　2、當代現代主義文學的特征與缺陷。

　　3、尋根文學的產生、代表作及不同形態。

　　答：文化“尋根”意識的萌動始于80年代初。人們以追溯自己所屬的民族和所生活的土地的淵源的高度熱情，開始以民族文化及覆蓋在民族心理深層的文化積淀為縱向坐標，以整體性的人類文化為橫向坐標，探尋自己民族文化的歷史演變、地域特點和現代重建的可能性。80年代以來，整個文化界彌漫著一種強烈的“尋根”情緒，試圖通過對民族文化的挖掘，重新認識自己，認識民族，重建新型的民族文化觀。這種“尋根”意識強烈地沖擊著文學藝術，使其呈現出一種新的審美特質。

　　“尋根小說”的先聲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出現的風俗畫小說。汪曾棋的蘇北小鎮風情小說，劉紹棠、鄧友梅的京味鄉土、風俗畫小說，古華的瀟湘風情小說可視作“尋根小說”的前奏。李杭育于1980年下半年發表《葛川江文化觀》等文，顯示出對尋求地域文化的自悟。韓少功發表于《作家》1985年4月號上的《文學的“根”》拉開了“尋根小說”的最后一道帷幕，其“絢麗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呼喚得到了一批青年作家和理論家的熱烈響應，終于形成了一股有意識、有理論、有創作主張和創作實績的文學“尋根”浪潮。

　　“尋根小說”的主將們或撰寫理論文章，高揚“尋根”大旗，如阿城的《文化制約著人類》、鄭萬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們的根》等；同時又以自己的創作實績來實踐自己的理論主張，從而形成了一股蔚為壯現的理論與創作并行的文學思潮。

　　“尋根小說”在民族性、地域性上具有多樣復雜的形態。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說（《商州初錄》、《商州又錄》、《商州世事》）等講述著發生在商州土地上動亂世事中各類人物曲悲歡離合、坎坷命運，透射出秦漢文化所固有的粗獷質樸，鄭義的《遠村》、《老井》以與現代文明相隔絕的太行深處的人物命運振蕩出晉文化的回聲；鄧友梅的《煙壺》、陳建功的《找樂》力求凸現北京宮廷與市井的生活場景；馮驥才的《神鞭》、《三寸金蓮》等小說著意于天律民俗風情的體察與表現；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歸去來》表現出對楚文化浪漫主義精神的追慕；陸文夫的《美食家》、《小巷人物志》》和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說共同致力于吳越文化的開拓；王安億從上海的小弄堂走出，以《小鮑莊》、《大劉莊》等小說楔入地域文化，鄭萬隆以《異鄉異聞》開拓著自己腳下的文化巖層；以往很少寫自己民族的張承志，也以《九座宮殿》等作品展開了對回族文化的探尋。

　　在“尋很小說”中，有—類是以原始或半原始生活作為題材的作品，寫邊疆、少數民族、大山、草原、馬幫、牧民……其典型代表是阿城的那組以《遍地風流》為題的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人物與場景是意象，作者通過這些意象表達自己的人格美理想。這種對邊遠的、反文化（非文化）的野性人格的高度肯定，實質上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制約下的懦弱人格的否定。正是民族在長期束縛中所形成的病態、卑微、蒼白、軟弱的性格，促使青年作家到原始生活中去尋找民族的“根”，尋找建立未來美好的人格理想的基礎。因而，在小說中，原始的野性只是一個軀殼，作家所要表達的是軀殼背后的一種精神內涵：強健、舒展、自由、開放，而這恰與未來社會中“人”的內涵達成了某種契合。鄭萬隆的一組小說《異鄉異聞》主要寫黑龍江邊“野蠻女真人使犬部”的充滿欲望和人情、生機和憧憬的山林生活，正是在這樣一種落后、愚昧、野蠻的生活之中，作者發現了獨特的理想之美，發現了主人公們赴湯蹈火的勇敢精神和宏大剛強的人格。張承志的《北方的河》寫的雖然是現代都市人、但其中的幾條北方大河卻是原始的、帶著野性和蠻力的。黃河、額爾齊斯河、永定河、黑龍江，都被作者人格化了，其中寄托著他深沉、有力、一往無前的審美理想。

　　這類小說除了塑造強悍剛健的人格外，又以自由人格的塑造表現對壓抑與束縛人性的傳統中國文明的反抗。《遍地風流》中的《洗澡》以漢族青年“我”的自慚形穢反襯大草原上愛情的熱烈、奔故、大膽、自然。《樹樁》以一個對歌場面表現西南少數民族對生命、對生活的熱愛和充分愉悅。《棋王》、《孩子王》表層看來屬“知青題材”，其中也蘊含著對不受約束的自由人格的追求。一部《棋王》，實際上寫了兩個字，一個是“吃”，一個是“棋”。阿城津律樂道地寫王一生們的“吃”，既有社會意義，更有生命意義，因為吃乃生存之必需。而下棋是精神之必需，是對自身的一種精神修煉。像王一生這樣天生柔弱的人、要在政治風浪中站穩腳跟，獲得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唯有保持自身精神的平衡，而下棋正是保持內心平衡、適應外界各種變異的一種方式。即使是他的徒步旅行，也不是為了征服或超越自然，而僅僅是為了與自然交朋友。獲得一種內心感受，他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顯示了內在的充分自由性，對自由境界的自覺追求，折射出現代人所面臨的精神困境與自覺超脫的意向，有意味的是，王一生看似孱弱無能、不堪一擊，卻在無所作為中積蓄起內在的力量，陰極而陽復，獲取九局連環的勝利。這種人生哲學，恰是中國文化精神的一種體現。    .

　　“尋根小說”中的另一類作品則主要以漢民族古典、規范、正統的生活為題材，寫浸透著儒道文化的老中國的兒女們，帶著明顯的文化批判精神。這類小說往往集中解剖一些靜態的封閉的地域中近乎原始狀態的文化以及這種文化的積淀過程，明顯地表現了接受精華、否定糟粕的揚棄精神。代表作是《小鮑莊》、《爸爸爸》等。    王安憶的《小鮑莊》描寫了淮北平原上一個村莊近乎復制的原始生活形態，展示了當代農民在傳統文化心理制約下的生活和精神狀態。它刻意于呈現一種狀態、一個世界、一種生態和心態。這個世界古老、凝滯而閉塞，眾多人物繁衍、生息在這片祖先開辟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且在長期的生活經歷中形成了一種共同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生存方式和生活理想。其愚昧、封閉、惰性而又淳樸、厚道、善良的群體形象，正是小鮑莊“文化”的產物，一種潛積于人物深層的“集體無意識”的產物。小說特別通過大禹治水的傳說和神奇的孩子撈渣生死的故事，開掘出儒家文化對中國人的精神制約和影響。

　　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說試圖承繼魯迅開創的批判國民性的傳統，以現代文明去映照民族的精神病根。《爸爸爸》以白癡丙崽為主體，放射性地勾勒出傳統文化哺育出來的群體性格。丙崽實際上是楚文化的一個象征物，是一個活生生的群體形象的抽象符號。他是一個非人化的可憐蟲形象：思維混亂，語言不清，奇形怪狀，猥瑣卑賤，沒有理性，一個只會喊“爸爸爸”和“×媽媽”的白癡。然而，這個永遠長不大的小老頭，他的“爸爸爸”和“×媽媽”竟被鄉親們視為陰陽二封，不但免除了殺祭谷神之災，而且被尊奉為“丙相公”、“丙大爺”、“丙仙”。于是，他周圍的人自然也成了“非人”。令人深思的是，在一場血與火的爭斗之后，大多數男人死去了，而丙崽卻活了下來。他是一個小老頭，卻又永遠是一個兒童。于是，這個永遠長不大的形象，正好滿足了作者批判國民劣根性的象征要求。丙崽象征了人類頑而、丑惡，又充滿神秘色彩的生命本性，而他那兩句口頭撣，甚至包括了人類生命創造和延續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態。

　　“尋根小說”的產生基于一種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背景，它在展現民族文化心理、鑄造社會群體性格方面為當代文學創造了一種新的審美境界，開拓了一個新的藝術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