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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農經濟相適應，中國很早就形成了以宗法關系為紐帶、家國同構的社會范式。在這種社會范式下，人們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視，遠遠勝過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就使得倫理道德在社會精神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為衡量一切事物或行為的準繩。可以說，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染上了濃重的倫理道德色彩，如文章強調“載道”，音樂強調“教化”，史學強調“別善惡”等等，從這種意義上看，倫理道德確實是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核心。  
    一、儒家思想與倫理道德規范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對中華民族道德實踐的總結，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社會實踐中逐漸凝聚起來的民族精神。歷史上的各種哲學派別都曾對傳統倫理道德規范的形成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其中以儒家思想的影響最為重要。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生活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年，他特別向往西周時代的政治秩序，崇拜西周時代制禮作樂的典范人物，仰慕四周時代盛極一時的禮制和文化，并在繼承西周時代倫理觀念的基礎上，建構起了第一個完整的道德規范體系，形成了相對系統的倫理道德思想。孔子倫理思想的核心是仁、義、禮，這三個方面可以硯為其三基德或三母德。在此之外，孔子還提出了孝、悌、忠、恕、恭、敬、誠、信、剛、直等德目，把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規范進一步具體化。

    孟子在孔子的基礎上，對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進行了豐富和發展。他在《孟子·公孫丑下》中集中闡述了他的四母德：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種母德是與生俱來的，但他同時又強調，人們必須加強后天的自身修養，努力擴充四種母德，才能真正有所作為?！捌埬艹渲?，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可見后天修養是多么的重要。孟子將具體的人際關系歸納為“五倫”，即父子、夫婦、兄弟、君臣、朋友。其中前三者屬于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后兩者則是家庭關系的放大或擴展?！拔鍌悺敝械拿糠N社會角色都有著明確的行為規范：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這就是所謂的“五倫十教”。從孟子本人的觀點來看，他對五種倫理關系中前后雙方的要求是相互的，如“君不敬，則臣不忠”，“父不慈，則子不孝”等；但在具體的道德實踐中，其內容則逐漸被歪曲，成為前者對后者的單向約束，片面強調忠孝和恭順，發展到后來，便形成了具有正統權威性的三綱倫理。

    “三綱”一詞最早見于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基義》。他把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倫理關系視作“王道之三綱”，明確規定了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尊卑和隸屬關系。到了東漢的《白虎通義·三綱六紀》中，“三綱’’有了更明確的表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惫省逗募巍吩唬骸秊槌季V，父為子綱，夫為婦綱?！薄瘡拇艘院?，“三綱”便成為封建倫理規范的最高法則，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最有力的武器，同時也成為束縛人性的最大枷鎖。儒家的倫理思想逐漸和封建政治合而為一，從而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所特有的倫理政治。與“三綱”之說緊密相連，董仲舒還提出了所謂“五常之道”。五常即五種道德規范，具體包括仁、義、禮、智、信。這五個方面雖然早在孔子的倫理思想中就曾被用作德目，但將五者相提并論則是從董仲舒開始的。董仲舒在孟子的四母德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信”，形成了五母德，這無疑是對儒家倫理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從“五倫十教”發展到“三綱五?！?，家國一體的宗法社會政治結構得到了強化，君、父一方的特殊權威得到了確認，而臣、子一方則不得不履行自己的道德義務。這種不平等的倫理關系，是家族本位的道德觀念的必然產物。

    儒家的這種道德規范體系在整個封建社會時期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既促進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發揚光大，又在一定程度上給傳統倫理道德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不利因素。

    二、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中國傳統精神文化既然是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倫理道德也就必然成為中華民族所共同尊崇的價值原則。在這種原則的作用下，中華民族形成了許許多多美好的品德。這些美德不僅為過去中華民族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力量，也將會為未來中華民族的騰飛發揮重要的作用。

    1．仁愛孝悌

    仁愛孝悌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極為重要而又最具特色的部分，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不管在哪個歷史時期，也不管在官方還是在民間，人們都十分重視仁德的作用，仁德成了各個階層所公認的最普遍的道德標準。從孔子的三母德，到孟子的四母德，再到董仲舒的五母德，都把“仁”列為眾德之首。  《禮記·中庸》說：“仁者，人也。”意思是說，只有具有仁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仁是人的立身之本，是處理人與人關系的基本準則。在具體的道德實踐中，仁又被賦予了豐富的道德內涵，表現為眾多具體的德目。如孔子說：“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這五者指的就是恭、寬、信、敏、惠。

    在仁的豐富道德內涵中，其核心是愛人。《論語·顏淵》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在孔子看來，對人有愛心，是一切美好品德的開端。不過，由于孔子是站在貴族的立場上去講仁愛，總是將仁愛思想和等級制度結合起來，因而，他心目中的仁愛帶有一定的等級觀念。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愛思想，并把它推廣開來，淡化了孔子仁愛思想的等級色彩，而融進了較為濃厚的平等意識。發展到后來，儒家思想的繼承者明確提出了“博愛之謂仁”的道德主張，進一步將仁愛之心推廣到每一個人的身上。

    與中國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結構相適應，儒家的仁愛思想呈現出由己推人、由內而外、由近及遠的特點。家庭是一切社會組織的中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首先表現為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對人的愛心也就首先應該施加于家庭成員的身上。這便是儒家所倡導的“孝悌”之道。《論語·學而》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毙㈨樃改?，敬愛兄長，是仁愛的基礎，君子就是要樹立這個基礎，基礎樹立了，大道也就會隨之產生。《論語·學而》還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睂H有孝悌之心，才能進而泛愛眾人，這就是由內而外的仁愛之心?！睹献印けM心上》也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認為，子女對父兄的敬愛之情是出于天生的善性，對這種善性要發揚光大，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也”(《孟子·梁惠王上》)，只要將對親人的仁愛之心加以推廣，就可以達到社會穩定，天下太平。所以，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親親”是一個重要的基石?！坝H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由親愛親人進而仁愛百姓，由仁愛百姓進而愛護萬物，這是儒家推廣仁愛之心的典型步驟。

    墨家也提倡仁愛，但與儒家不同的是，墨家提倡的是一種不分遠近先后的“兼愛”。兼愛是墨家倫理思想的基本原則，兼愛的要求是“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兼愛的理想境界是“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中》)。盡管儒墨兩家的仁愛思想不盡相同，但在“仁者愛人”這一根本觀點上是相一致的，他們對弘揚中華民族的仁愛美德都做出了重要貢獻。除了這兩家之外，歷史上有無數仁人志士，為了豐富和實踐這種美德而貢獻出自己的力量，甚至為了維護這種美德而“殺身以成仁”。直到今天，這種美好品德仍然值得我們認真繼承和發揚。

    2．重義輕利

    義利關系問題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有關這個問題的“義利之辨”一直為人們所重視，甚至被推崇為治學的開端。如劉宗周《人譜類記》就說：“學莫先于義利之辨?！?/p>

 　　“義者，宜也?！?《禮記·中庸》)“行而宜之謂之義?！?韓愈《原道》)“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綜合這幾種解釋可以看出，義的基本含義是應該、合宜．具體所指是行為要合宜，要說應該說的話，要做應該做的事。

    顯然，義是一種行為原則，這種原則表現在內心是對欲望的控制，表現在外部是對言行舉止的嚴格要求。孟子則更強調“義”的外部作用，認為“義，外也，非內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來，義是衡量人的各種外部表現的價值尺度，仁則是判斷人們有無愛心的道德標準；仁主內，義主外，仁、義相互結合，才是心靈美和行為美的完美表現。董仲舒對仁、義之間的關系有著不同的理解，他認為，義與仁是不同的道德規范，仁重在對他人，義重在對自我。他說：“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稱義?！薄耙匀拾踩耍粤x正我?！手ㄔ趷廴?，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義法》)這就是說，義是適宜于匡正自己思想行為的道德規范，它著重于對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這種解釋，體現了儒家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道德觀念。

    儒家學者對“義”進行評價時，往往把“利”作為它的對立面，在義利之辨中反映出重義輕利的思想觀念。“利”就是物質利益，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必須以義為前提，“利”合于義則取之，違于義則去之。“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論語·憲問》)所以，“見利”必須“思義”?！胺瞧淞x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萬章上》)“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只要是不義之利，無論大小，都不能取與。先秦儒家還把義利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榮與辱的重要標準：“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淮南子·繆稱訓》)君子看重的是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道義，小人看重的則是個人的利害得失，重義者榮，重利者辱。董仲舒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重義輕利的觀念，在《春秋繁露·身之養重于義》中明確辨析了義利對自身滋養的輕重之別：“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于心，故養莫重于義，義之養生人大于利?！倍偈娉姓J義與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但義是用來滋養心靈的，而利是用來保養肉體的；心靈比肉體更重要，所以義對人的滋養價值遠遠超過了利。這種思想發展到后來的宋明理學，便產生了天理人欲的大辯論。  

    當然，儒家的義利觀為了強調義的重要性，而過分地抑制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這種傾向曾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過不良影響。但是，如果剔除其中的消極因素，從中提取其先義后利、以義制利的合理內涵，就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崇尚道義、不重私利的傳統美德。就像孟子所說的那樣：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边@便是這種傳統美德的最高境界。

    3．謙和禮讓

    中國是享譽世界的“禮儀之邦”，“禮”是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岸Y”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可以指整個社會的等級制度和倫理秩序，叫禮制；可以指整個社會的一種道德規范，叫禮讓；可以指具體的禮節儀式，叫禮儀；可以指個人在待人接物時所表現出來的道德修養，叫禮貌。

    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禮的作用，把禮看做治國安邦的根本所在。禮不僅是國家的基石，而且也是個人立身處世的必備條件?！抖Y記·冠義》把禮當做區分人與動物的根本標志，認為“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墩撜Z·季氏》則說：“不學禮，無以立?！薄对娊洝返脑捀且会樢娧骸叭硕鵁o禮，胡不遄死?”正因為禮對個人的成長如此重要，所以孔子對世人提出了嚴格的要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當然，孔子所講的禮，還不是純道德意義上的禮，而是貴族階級內部的秩序和等級關系。到了戰國末期，荀子強調“隆禮尊賢”，其中的禮就已經屬于道德修養的范疇了?！盾髯印ば奚怼氛f：“禮者，所以正身也?！蔽覀兘裉焖^承的禮，不是作為維系某種社會等級制度的禮，而是作為一種美好道德品質的禮。

    禮作為一種道德規范，在處理與他人的關系時主要表現為“讓”?！白?，禮之主也。”(《左傳·隱公十五年》)對人謙讓，是禮的重要道德內涵。謙讓首先是自己要謙虛，不妄自尊大，不驕傲自滿，遇利能辭讓，治學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斷進步，有所作為。謙讓其次表現為對人的恭敬，尊敬他人，理解他人，看到他人的長處，虛心向他人學習，是促使自己走向成功的重要方面。《左傳·僖公十一年》說：“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笨梢?，對人恭敬，是禮儀得以實施的關鍵。謙讓體現了儒家所倡導的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優良品德，謙讓的結果必然是人與人之間的和睦與和諧，而“和”正是儒家所致力追求的理想境界?！墩撜Z·學而》說：“禮之用，和為貴。”由禮讓而達到人世間的和諧安定，反映了作為精神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道德規范的巨大社會作用。

    4．真誠有信

    誠信是中華民族所極力推崇的美好品德之一。“誠”有多種含義，如誠實、誠懇、忠誠等，但其核心意義是真實而不虛妄。誠是作用于人的內心的道德規范，要求人們能夠保守內心的本真，真實表露自己的心聲，絲毫不加任何的掩飾，真正做到表里如一?！洞笞帧氛f：“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敝挥惺紫炔黄垓_自己，達到內心的真誠，才不至于去欺騙別人。誠的最高境界是“真”?！肚f子·漁父》說：“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闭媸堑兰冶硎咀匀槐倔w的重要范疇，特指那種達到天人合一的自然本真。人的精誠發展到極致，就可以達到本真的狀態。本真存于內心，神態顯露于外，這種內與外的高度統一，是最為可貴的。

    與誠密切相關的是“信”?！靶拧币灿姓鎸嵉囊馑迹纭独献印氛f：“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逼渲械摹靶拧本褪侵傅难哉Z真實。作為一種道德規范，信有兩層含義，一是講信用，一是信任。兩者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只有自己講信用，別人才會信任你。信來源于誠，誠是信的基礎。張載說：“誠故信?！?《張載集·正蒙·天道》)陸九淵也說：“誠實無偽，斯可謂之忠信矣?！毙排c誠相比，一個重在外部的言行，一個重在內心的態度，這就好比仁與義的關系一樣?？鬃臃浅Ｖ匾曅诺淖饔?，并把它與仁、義相提并論。《論語·學而》說：“信近于義，言可復也?！币馑际钦f，信接近于義，所說的話就可以兌現?？鬃影研女斪鲋匾慕挥言瓌t，要求與朋友交往應該“言而有信”(《論語·學而》)。他時刻反省自己：“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還把信當做治國理民的必備條件，在“食”、“兵”和“信”三者當中，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個，首先要去掉“兵”，其次去掉“食”，惟獨“信”是不能去掉的，因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如果為政者不講信用，就會失去人民的信任，國家也就難以生存。因而，孔子感嘆道：“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孟子也十分重視信，并把“朋友有信”作為自己的一種社會理想，。董仲舒則把信列為“五?！敝?，與仁義禮智相并列。經過儒家及其他各家的反復提倡，真誠有信這種道德規范逐漸深入人心，成為中華民族所普遍尊崇的美德。

    中華民族的美德是豐富多樣的，除了上面所分析的四種之外，還有智勇、自強、好學、勤儉、質樸等，這些美德都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三、中華民族的理想人格

    中華民族的道德規范和傳統美德，在加強個人修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培養出了無數被歷代奉為楷模的賢良之士，塑造了為廣大人民所共同追求的理想人格。盡管不同學派對理想人格的詮釋不盡相同，但他們大都抱著積極向上的態度去闡發自己的人格理想，為世人樹立可供效法的典范。其中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對世人的影響最大，基本上包括了中華民族理想人格的主要內涵。

    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格是圣賢。圣賢包括兩個層次的人格追求，即圣和賢。圣指圣王，主要是最高統治者所追求的人格目標，其典范人物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被其后的儒家奉為“無冕之王”，所以也被加入圣人之列。賢指道德修養較高的人，是一般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所追求的人格目標，其典范人物眾多，幾乎每個時代都樹立過這方面的榜樣，就像文天祥《正氣歌》中所列舉的那樣：“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吳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文山全集》卷四十)圣與賢主要是從社會地位方面所作的劃分，就其道德修養來說，并沒有明確的分界。由于圣王是一般人所難以企及的，所以儒家的理想人格更側重于適合廣大民眾的賢人。

    賢人在儒家經典中通常是用“君子”一詞來表示的?！墩撜Z》使用“君子”一詞多達107次，其中除少數指身居高位的人外，絕大多數都是指道德修養較高的賢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孟從不同的角度對君子的道德修養進行了描述。他們認為，君子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和優秀的個人素養，這首先表現為君子對仁義發自內心的向往。  “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孟子·離婁下》)君子心中時刻裝著仁和禮，所以他的言行舉止才會與常人不同。心中裝著仁，就會以愛心待人；心中裝著禮，做事就會合乎道義。其中仁是君子之所以稱為君子的根本標志。“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君子除了有仁和禮之外，還要有智有勇，有信有義?！熬拥勒呷?，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君子能夠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論語·衛靈公》)；君子樂于“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君子只擔心自己沒有能力，而不擔心別人不理解自己；即使別人不理解自己，也不會怨恨對方。君子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團結他人而不結黨營私。君子不怕窮困，即使身處逆境也能固守節操。“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室，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顏樂處后來成為安貧樂道的代名詞，反映了君子注重精神享受，以道德修養所帶來的內心愉悅為最大快樂的精神境界。孟子所說的“大丈夫”實際上也是君子形象的寫照：“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有了這樣堅定的信念，君子就能夠“臨大節而不可奪”(《論語·泰伯》)。為了保全自己的完美人格，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這種高尚氣節是為世人所崇敬的。

    為了把君子塑造為眾人切實可行的效法榜樣，儒家還特別強調君子本來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泰伯》)即使像舜那樣的圣王，也同樣是人：“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后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者何?如舜而已矣?！?《孟子·離婁下》)既然舜也是人，那么，他作為理想人格的化身就不是完全不可企及的，這就激勵世人積極進取，朝著理想人格努力奮斗。在歷史上，無數賢良之士、民族英雄，都是在這種理想人格的鼓舞下成長起來的。在今天，我們將儒家的理想人格與現實社會結合起來，就可以塑造出適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新型理想人格，從而為中華民族的理想人格賦予新的內涵。